斯诺登事件针对主权国家的信息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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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卫报”报道了第一起基于绝密文件的泄密事件，当时29岁的斯诺登。在此后的几年里，记者发布了超过7000份斯诺登委托他们的绝密文件，有些人认为这些文件不到整个档案的1％。

可以说斯诺登掌握了美国大量的秘密，根据国家情报官员的说法，斯诺登下载了多达150万份文件。以下是斯诺登在2013年泄露的部分内容：
2013年6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个名为Prism的程序进入谷歌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收集数据。
2013年6月7日，一份18页的总统备忘录显示，奥巴马命令情报官员制定一份海外网络攻击目标清单。
2013年6月16日，英国情报机构截获2009年在伦敦参加两次G-20会议的外国政客的电话和互联网通讯。
2013年6月20日，绝密程序显示了美国安全局必须采取的步骤，以瞄准和收集“非美国人”的数据，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美国公民收集的数据。
2013年6月21日，英国情报机构采用光纤电缆收集和存储全球电子邮件，Facebook帖子，互联网历史记录和电话，然后与NSA共享数据。
2013年6月27日，NSA有一个代号为EvilOlive的程序，该程序收集并存储大量美国人的互联网元数据，其中仅包含有关在线内容的某些信息。例如，电子邮件元数据显示发件人和收件人地址和时间，但不显示内容或主题。
2013年6月27日，直到2011年，奥巴马政府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继续收集大量美国人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元数据，这是在布什时代的一项名为Stellar Wind的计划下进行的。
2013年6月29日，美国政府在纽约，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窃听欧盟办事处。
2013年6月30日，美国政府使用各种电子监视方法监视至少38个外国大使馆。
2013年6月30日，美国安全局监视数百万德国普通公民的电话，电子邮件和短信。
2013年7月9日，美国安全局对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等在内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公民进行监督。该机构还寻求有关石油，能源和贸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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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声称，迄今为止，他泄露的秘密，还不到他已掌握的总信息的10%。先后担任过美国中情局情报分析员、NSA（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的斯诺登，偷出了150多万份NSA的机密文件。从2013年6月起，他陆续曝光了手中的部份档案。在这些已经为世人所知的秘密中，主要有以下内容：

美国监听了大约122名国际政要、38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无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许多国际会议，如G8和G20峰会，等等。他们还对许多国家，如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梵蒂冈、俄国、中东诸国普通公民的手机通话，进行适时监听。

英美两国有一个合作项目，代号叫“颠覆”。合作的双方以英国国家通信总局与美国国家安全局为主，他们共享数据、信息以及其他各种情报。英国国家通信总局侵入了遍布全球的光纤电缆，可以轻易截获他们想要的数据。

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个代号为“裁缝订制行动”的项目，组织了一帮顶尖的黑客，潜入全世界的电脑终端，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或者用恶意软件、病毒，攻击他们想要攻击的个人和系统。单是2011年一年，NSA就发起231次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行动。

众所周知的“棱镜计划”是，联合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如谷歌、微软、苹果、脸书等，挖掘、使用所有这些互联网平台的用户数据。他们用一种叫“数码黑衣人”的工具，几乎可以知道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一切行为，包括聊天、购物、搜索。

除了英国，美国还和加拿大、瑞典、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印尼等国合作，每天截获数亿条短信息、数亿封电子邮件。这些数据，被NSA称为“个人数据待开采的金矿”。而手机和电脑加密术，在NSA看来，完全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障碍。
3、斯诺登——（美国无间道黄盖），双料间谍，这已是不公开的秘密了！岂料，号称战斗名族领袖普京是何等人也？他下的棋则更高一筹！明面上收留了斯诺登且没有流露出对他的丝毫不信任，更是给他制造了让斯诺登能轻松进入俄罗斯最高情报机构服务器，窃取了一些美国看似有价值但实为无关痛痒的俄军事情报和一些假消息，这让美CIA深信“黄盖”已起到了他的作用，并以为斯诺登这个“病毒程序”已深深置入进了克里姆林宫心脏程序中，然而，克格勃出生的普京深谙谋略，绝对老谋深算！这是一场两个超级大国国际间谍情报组织之间的较量。
在美国采取主动行动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几分优势，而在暗处的俄罗斯的反间谍战打得非常成功！咱们中国俗称“将计就计”。俄在开放部分权限引诱斯诺登进入的同时，也在斯诺登登录身份中秘密植入了一条“特洛伊木马”程序。就这样，俄国便轻松得到了美帝在叙利亚支持is恐怖组织的一手绝密资料证据，也得到了美国防部五角大楼对敌对国拟定的一些战略计划，更是渗入进了美国选票系统中心，一手炮制了美国历史上荒唐的美国大选闹剧！大选结果完全符合俄国人的利益。
CIA似乎对选票异常情况有所察觉，但苦于又实在是找不到证据，美国的民主宪法规定各个州依法享有适用于本州利益的法律法案，各州之间并不尽相同。所以民主党即便是对选票结果产生质疑，也无法实现希拉里提出的复查选票的提议。因为毕竟有很多州还是支持共和党的，最后特朗普无悬念胜出！希拉里也只好含恨无奈的接受了失败的事实，而这一切，头功当记在“无间道英雄黄盖”斯诺登身上。 如果说美苏曾经历了冷战后的军备竞赛，那么在这个和平发展年代，他们之间正进行着一场信息情报博弈！也就是著名的KGB与CIA之间的较量！俄罗斯这一手绝对是高超的借刀杀人于无形之中的高超境界！此乃“苦肉计之现代版本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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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事件爆发至今，前期他的言论还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后期他的言论就让人觉得有些荒诞。
1.前因:2013年6月，斯诺登向媒体爆料美国政府监听民众一事，棱镜门披露，美国政府发布通缉令。
2.经过:事发时，斯诺登人在香港，如何处置斯诺登成为棘手问题。随后几天斯诺登说美国还对俄罗斯以及兔子进行监听，暗示渴望我兔收留以交换有用信息。想来我兔当时是拒绝的，于是斯诺登飞往了俄罗斯，这期间不知如何躲过美国情报人员的。
3.分析:根据媒体的报道，斯诺登未披露的东西肯定要远远大于他向媒体爆料的，他需要留下一些秘密为自己考虑后路，他清楚地知道这点，于是可以合理猜测，俄罗斯顺利地得到了所有这些秘密。
4.后续:斯诺登到了俄罗斯就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次露面时，其言论有了明显的转向。这时候斯诺登已不再讨论窃听，信息安全等更多的实质内容，而是避重就轻，开始倾向于讨论地外文明，外星人，地心人等这些“离奇”的话题。我猜测，他或与俄达成协议，公开露面时不再涉及敏感话题。
5.评价:斯诺登叛逃俄罗斯，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当时看到的一个新闻说，超过一半的美国民众认为他是勇于揭露美国政府罪恶的英雄，认为他是叛国者的并不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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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的斯诺登，也许他是一个背负特殊使命人物。斯诺登事件是美英联手演的双簧，实际上针对中国、被俄罗斯接手利用而演杂了的骗局。斯诺登本人只不过是大国博弈中的一粒棋子而已。试想：如果中国接纳了斯诺登，他所提供的情报会不会使中国政府产生战略误判？如果中国没有接纳斯诺登，斯诺登将会继续向世界各国发出避难申请，用以测试各国对美态度。他们用一个小人物侮辱中国政府的智商。他没有叛逃的理由，既没受到“迫害”也没有受到“利诱”，难道是对美国所作所为的 “义愤”而“良心发现”？

实际上斯诺登事件是针对中国的阴谋。斯诺登为什么要来香港?香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外交权，他还是想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想让中国政府收留他为他提供政治避难。中国政府就轻易相信斯诺登提供的信息？他只是一个中情局低级的程序员工，能够带走的资料应该不是最核心的。至于对各国政要的监听，你不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中国大智慧，看破不说破，不仅不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还要礼送出境，这时俄罗斯的出手接盘了。这一点恐怕是斯诺登和幕后导演所没想到的。在当前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谁敢为美国人提供政治避难呢？只有俄罗斯了。只是中国“礼送”太快、俄罗斯“接手”太快，出乎意料。这一事件就是一场牵动全球、戏弄了绝大多数人的骗局，却让中俄联手让美国出洋相的闹剧。 “折了兵”的奥巴马对俄罗斯“收留”斯诺登恨咬牙切齿，在澳大利亚g20峰会上出言不逊羞辱普京。今天收留斯诺登是俄美对峙的缘由之一。

对斯诺登，站在不同立场上，有人说是“小人”，也有人说是“英雄”。
说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角度上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泄密者、叛国者，是因为他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美国的公敌、是卖国贼。斯诺登“背叛”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斯诺登“背叛”的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政府都心照不宣的那一套“潜规则”。他违反了雇佣他时的宣誓和所有承诺，没有职业道德。他可以不干，没有理由背叛。斯诺登没有对于自己祖国——美国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他泄露信息的行为体现出他对于美国行为的不认同并且做出了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样践踏了美国在世界的尊严，破坏了美国在世界面前的形象和荣誉感。搁中国就是叛徒或汉奸。
说他是英雄，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实施“棱镜计划”监听行为是正义之举。因为他的此举维护了普通民众的权益，是视为维护人权的英雄，是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象征。霸权主义背面做的事情太肮脏、太罪恶斯，良知发现、正义呼唤，诺登只是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看待问题揭露问题，让世界都看看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背着其他的国家在做无耻下流的事、不光彩的事。他为世界揭穿了罪恶，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是为人类正义事业作了杰出贡献的人。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在网络空间的适用
一、引言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网络空间国际造法进程。在2019年向联合国OEWG进程提交的立场文件中，中国对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表示担忧。中国指出，现有国际法中，哪些能适用于网络空间以及如何适用，还存在诸多实际问题，各方应实事求是地充分研讨。这其中就包括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看似只是网络空间适用国际法的一个微观方面，实则在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建章立制”的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攸关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为避免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升级，确保网络空间的和平属性，本文将深入探讨网络空间适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法律路径，以服务于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造法进程的实际需要。
二、“实证主义路径”下的商谈进程
在“网络战”讨论之初，争论的焦点在于网络攻击是否构成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use of force）。为确保网络攻击受到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法律规制，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形成了“工具说”、“目标说”和“效果说”。
“效果说”日渐主流化。这一点在北约网络合作防御卓越中心特邀国际专家组所编撰的两部《塔林手册》中得到了印证。《网络战国际法塔林手册》第11条和《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第69条以同样的措辞规定：“如果网络行动的规模和效果相当于使用武力的非网络行动，则构成使用武力。”
自2019年以来，各国陆续发布了有关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立场文件或声明。和学术讨论不同，由于国家立场文件代表了国家意志，构成国家实践和法律信念的证明材料，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更值得关注。各国在立场文件中以相似的措辞明确主张：网络行动在规模和效果方面与传统军事行动相当的话，亦应属于《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所禁止的范畴。决定是否适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是行动效果，而非造成效果的方式。
三、效果标准适用于网络空间的法律困境
效果标准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商谈进程中看似成为主流，且不排除有转化为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可能，但其本身存在不容忽视的法律缺陷。网络空间适用效果标准其实存在诸多方面的法律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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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特朗普以什么为基础

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美国优先”；大国竞争；网络空间治理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8.004
2017年特朗普执政之初，基本沿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网络政策，如加快联邦政府网络系统升级、加强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以及国家网络安全综合能力等。然而，网络空间战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随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而经历了重大转型和突破。在2018年9月发布的《国家网络战略》中，[1]特朗普政府将维护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优势与在科技生态中的影响力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并且在“美国优先”与大国竞争思想的引导下对网络空间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从后续的一系列网络空间战略和政策行动中不难发现其日渐激进的趋势，这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和大国关系未来走向的影响不可小觑。为此，有必要对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全面深入地进行梳理，对其战略转变的思想根源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判断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调整造成的国际影响。
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的重心与特点
特朗普执政以来，先后通过总统行政令、战略文件、国防预算法案等政策文件对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进行重塑和调整。例如，特朗普政府突破奥巴马政府对网络行动边界的划定，将现实世界中大国竞争这一传统安全问题引入网络空间，并以此为由积极打造进攻性网络力量。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的重心与特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加强网络威慑和进攻性网络能力建设
早在2011年7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就已将网络空间视为与陆、海、空、天并列的美军“行动领域”。[2]2017年9月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求特朗普政府加强网络和信息作战、威慑和防御能力，并要求在网络空间、太空和电子战等信息领域发展全面的网络威慑战略。[3]由此，美国在网络空间的行动方式开始发生激进转变。
美国网络空间行动方式的转变由三部政策文件推动完成。一是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在“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指导下，该战略概述了美国政府将如何处理网络问题的广泛愿景，并强调对实施网络攻击的对象施加“迅速、代价高昂和透明的后果”的重要性。二是2018年版的《国防部网络战略》。该战略强调军方应当“在威胁到达攻击目标之前”将其遏止，甚至可以采用“前置防御”（Defend Forward）的战术来摧毁美国境外的“恶意网络活动源头”。[4]三是2018年8月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关于“美国网络行动政策”的第1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5]该备忘录旨在简化国防部发起进攻性网络行动的审批程序，使国防部长有权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发起网络空间军事行动。[6]上述三部政策文件扭转了奥巴马时期相对“克制”的网络行动纲领。美国网络力量的行动策略从主动防御转变为“前置防御”，即通过先发制人的网络攻击来威慑对手，并让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报复性网络力量感到惧怕。[7]特朗普政府还赋予美国网络力量在网络行动领域更大的权限和行动范围。美国国会中的两党委员会——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提出了“分层网络威慑”（Layered Cyber Deterrence）的构想，进一步细化了在应对包括中国、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和其他挑战时应采取的威慑手段。[8]这一公开的网络威慑战略体现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一直以来的特点，即通过公开透明的战略文件对敌对势力的进攻意愿进行“战略威慑”，从而降低其受到威胁和攻击的可能，保护美国本土及网络空间的安全。[9]
此外，特朗普政府在推进网络实战化方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不断加大对进攻性网络力量建设的投入。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将原本隶属于战略司令部的网络司令部升格为联合作战司令部，使之成为国防部下辖的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网络司令部在指挥权限和资源投入上获得了大力支持，从规模上也得到了极大提升，组建了133支网络任务部队。此外，为支持网络行动和开展网络防御，美国陆军于2017年8月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网络空间后备力量动员工作，组建新的网络特种部队为网络司令部提供关键支撑。[10]网络作战司令部成立后，积极参与多军种的联合演习以适应战场环境，在“多域战”联合作战理念下配合其他军种的作战行动。[11]2019年7月，国防部发布2018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概要，提出要实行“一体化军事战略”。[12]除传统的陆、海、空之外，联合部队及指挥官也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多样化”，为网络部队转型提供宏观思路。[13]在2020年2月特朗普向国会提交的《2021财年国防预算法案》中，2021年投入网络空间领域的预算将高达98亿美元，较2020年的96亿美元有所增长。[14]值得注意的是，预算法案要求美军必须将网络作战能力整合到联合军种的计划和作战中，以增强美军的军事优势。
二、强调国内基础设施安全
特朗普上任后，继承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系列网络安全政策，如延长了奥巴马政府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黑客入侵、重大拒绝服务攻击、大规模经济黑客入侵、选举系统黑客入侵等网络攻击的制裁行政令。[15]但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政策更为全面和深入。
2017年5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题为“增强联邦政府网络与关键性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的总统行政令。该行政令从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联邦政府信息系统安全和国家安全三个层面来制定相应的网络安全政策，拉开了美国全政府范围内的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政策部署的序幕。根据该行政令，美国各个政府机构都必须有效管理网络安全风险并对自身的网络安全工作负责。此外，行政令中强调要通过实现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来加强联邦计算机系统的安全。[16]
美国肆意指责一些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起网络攻击。图为2018年7月14日，时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科斯特珍· 尼尔森在费城举行的一场会议上重提“ 俄罗斯针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发动网络攻击”。
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国土安全部设立了由部长直接领导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专门负责保护美国本土基础设施免受物理和网络威胁，并协调各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2019年9月公布的CISA首份《战略愿景》（Strategic Intent）报告，强调该机构将领导和协调全国公私部门开展包括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复原力建设和长期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自此，美国国内的网络安全事务，包括由私营部门负责和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都由国土安全部统一领导和部署，形成自上而下、从联邦到地方、从政府机构到私营部门的全面覆盖。值得一提的是，该机构还将“中国、供应链与5G”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称“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在包括5G技术在内的供应链中对美国构成持续威胁”。[17]
三、以“泛网络安全化”服务大国竞争
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战略竞争对手”的话语就出现在多个网络战略文本和政策文件中。尤其是《国家网络战略》《国防部网络战略》两份文件，不仅继承了《国家安全战略》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还进一步将“竞争对手”作为目标和对象，制定更为积极甚至激进的应对策略。例如，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就在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两个层面都强调由“战略竞争对手”造成的“威胁”：“在经济上，中国通过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使美国蒙受数万亿美元的损失。”[18]同时，在安全上，肆意指责一些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起网络攻击。在当前美国网络安全政策实践中，网络安全不仅仅是大国竞争的一个领域，更成为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开展大国竞争的手段。美国正通过将其他问题“泛网络安全化”服务大国竞争。
第一，服务政治议题。美国通过在网络安全议题上采取过度政治化的立场，将网络安全作为抹黑和打压竞争对手的政治筹码和工具，如以黑客“干预大选”为借口对俄罗斯发起制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后，这一方面的趋势愈发明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2020年6月在演讲中妄称“中国政府正随意使用黑客技术来盗窃美国的商业和个人信息，并且他们同时动用了军方和个人黑客”。他列举了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的各种手段，如限制华为公司在美国的商业活动、将中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列入制裁名单、限制相关学生签证等，并称“将和盟国及伙伴国一起抵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的操纵以及对美国主权的侵蚀”。[19]
第二，服务经贸谈判。美国将黑客攻击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作为对外贸易谈判的标准内容，以网络安全问题博取谈判筹码。例如，在2017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重新谈判正式开启之前，美国互联网企业在8月9日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写信，希望借助NAFTA重新谈判的机遇，从北美地区开始重构、整合现有国际网络安全规则体系，从而确保美国企业在数字贸易时代的利益。[20]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美方也将一系列与网络安全相关的议题纳入其中，包括针对华为的禁令、网络盗窃知识产权问题以及中国《网络安全法》所涉及的数据本地化问题等。
第三，服务高科技领域大国竞争。美国以基础设施安全为由出台各种制裁和限制措施，打击竞争对手的领军企业和实体。例如，美国于2018年通过《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外国投资风险管理现代化法案》，在技术出口路径上针对“新兴与基础技术”设置更为严苛的限制，从立法层面构筑了技术出口和投资的高壁垒。[21]美国商务部以妨害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安全为由将中国企业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对其出口产品与服务。2019年5月，特朗普总统发布《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授权商务部对特定国家和外国供应商的电信产品及服务的交易活动实施禁止、暂缓或取消的措施。[22]2020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通过的《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明确禁止联邦资金用于采购华为、中兴等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生产的设备，以此保护美国的通信基础设施。[23]
四、开展创新型网络安全技术研发
2020年3月，美国国会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发布最终报告，将美国当前处于网络空间大国竞争不利地位的原因归结为网络安全技术优势的丧失。报告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以往美国政府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美国政府通过资助国家实验室和高校科研项目，以及通过国防订单推动新技术研发等方式来实现技术创新和进步，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将原本倾注于技术研发的资源转向了制造业和采掘业。[24]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开展创新型网络技术研究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技术创新加强美国的网络攻防能力建设。
作为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国防部在支持网络安全技术研发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显示，美国国防部将重点开展区块链技术的潜在攻击和防御性网络应用。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技术加速器（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y Accelerator）项目于2019年5月正式更名为国家安全创新网络（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Network）项目，并由负责研发与工程技术的副部长直接领导。该项目旨在引进美国高校和私营部门的技术人才，建立一支国防技术创新队伍以解决事关国家安全的各类问题。[25] 2019年6月，国防部发布《数字现代化战略》，指定了人工智能（AI）、云计算等需要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并提出四大目标任务，包括以技术创新谋求优势，提高效率和能力，维护网络安全以实现灵活、有弹性的防御态势，培养数字人才。[26]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国防部重新成为技术研发和创新的重要支持者，包括对私营部门和商业领域技术创新的支持。
在联邦政府层面，2019年12月，总统行政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President）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及其下属机构联合发布了《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计划》（Federal Cybersecur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这份计划确定了四项需要增强的网络防御能力（即威慑、保护、侦测和响应能力）和六个网络安全研发的优先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值得信赖的分布式数字基础设施、隐私保护、安全的硬件和软件以及教育和人才发展），并将此作为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活动和投资的重点。[27]同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主导未来产业》战略规划，明确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第五代移动通信作为决定美国未来命运的四大高端产业领域。总体看，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创新技术研发，从国防部到联邦政府都设立了明确的技术创新领域和范围更广的公私合作模式。
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调整的动因
随着网络空间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的融合趋势不断加快，政府维护网络安全和治理网络空间的能力不断面临新的挑战。网络空间中的大国博弈逐渐白热化、数字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日益高筑，以及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等痼疾依旧，是推进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羁绊。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优先”原则和对美国当前重大挑战的判断出台了《国家网络战略》，并在该战略指引下搭建了网络空间战略的基本框架。“美国优先”原则与美国对威胁认知的变化是特朗普政府调整网络空间战略的主要动因。
一、“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网络空间战略转向
作为特朗普竞选话语的主旋律，“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成为其所有战略宣言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就“美国优先”原则的历史来看，它提出的时机往往是美国与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其最终目的不是要背弃全球化或回到孤立主义，而是要追求以更低的投入和更高的回报来介入国际事务，为美国获取长期战略利益。[28]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措施来看，这一指导原则得到了彻底的践行。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在视野上更为集中。特朗普秉持美国利益至上的理念，将提高国内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作为优先事项，淡化美国在国际合作与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强调坚持“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来捍卫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利益。相比而言，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网络空间战略既强调国内网络安全，又强调国际合作，突出美国在网络空间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同时还坚持维护繁荣、安全和价值观这三大美国核心利益。[29]特朗普政府则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明确为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两个方面，其《国家网络战略》中的四大目标也可概括为保障网络安全和促进经济繁荣两个方面。
第二，特朗普淡化对“互联网自由”等价值观的追求，在网络外交政策上的投入大幅缩减，国务院在网络空间事务决策中的地位遭到大幅削弱。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侧重于通过互联网议题来进行公共外交，以推广其所倡导的“自由的互联网”理念。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务院设立网际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由网络安全领域资深专家克里斯·佩因特（Chris Painter）任协调员。特朗普上台后，其首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W. Tillerson）于2017年8月宣布关闭成立6年之久的网际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将其部分职能转至经济暨商业局（EB）。特朗普政府对传播民主与自由价值观并不重视，而是强调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行美国主张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就成为网络外交的使命。[30]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手段就是在网络安全与经济繁荣上占据优势，以此为国际社会作出表率，并潜移默化地改变其他行为体。因此，特朗普政府对国务院开展网络外交的投入大幅缩减，一系列旨在推动“网络自由、开放”的项目也被严重边缘化。
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特朗普政府转变了前任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做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引领者的思路，转而加强国内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强调以安全与经济繁荣为抓手推动建立以美国主张和利益为先的国际规则。
二、“大国竞争”话语下的威胁认知变化
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转向的另一重要推动因素，是美国战略界对当前美国面临威胁的认知产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源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美国在网络空间大国中的相对优势被逐渐削弱，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警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高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追赶步伐不断加快，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快速拉近，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实力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由此美国战略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焦虑。[31]此外，网络安全的不对称性更加突出，防御难度大幅增加，[32]也间接削弱了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地位。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俄罗斯列为“修正主义国家”，作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三大因素之一。而且特朗普还无端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33]显然，由于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优势地位遭到相对削弱，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战略界对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大国竞争关系的判断。
第二，美国从零和博弈与“新冷战”的角度看待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和俄罗斯的网络活动，形成了“大国竞争”语境下的威胁认知。自华为在5G研发和商用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行政和立法手段对其进行打压和遏制，并称华为及其产品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华为的打压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体现出美国在技术、安全和经济领域的零和思维，以及在高科技领域的“新冷战”思想。美国强调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干预并非等级制和单向的，而是非对称和双向的。[34]在网络空间领域，继《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之后，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美国安全与繁荣的重大威胁，并频繁出现在美国各种战略文件中。在2020年3月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中，美国继续把中国、俄罗斯等国家造成的威胁作为美国网络安全的最大挑战。在美国看来，这种挑战是全面和复杂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技术等各个层面。
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调整的影响
基于“美国优先”原则和“大国竞争”话语的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调整，是美国试图以自身安全与繁荣为基础打造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重塑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的政治手段，但此举同时也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造成巨大影响。
一、增加全球网络空间的不稳定因素
在“美国优先”原则下，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体现出了单边主义、非共赢和排他性特点，尤其是在涉及本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等核心利益时，特朗普政府频频使用经济制裁、长臂管辖等单边行动来达到其利益诉求。[35]此外，在“大国竞争”话语之下美国的威胁认知发生变化，导致美国与其他行为体在网络空间中的摩擦和矛盾愈发普遍，竞争模式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零和性。尤其是在美国以供应链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为由提出各种限制和制裁措施之后，相关国家和企业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和抵制，循环往复之下，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网络空间中积累，不仅阻滞了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与缓和，也使得网络空间的稳定受到影响。
在人类迈向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过程中，网络空间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网络空间的稳定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在规则体系缺失，各方认知理念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面临网络治理能力不足和网络安全漏洞造成的压力，亟须新的应对手段和方法来确保自身的网络安全；另一方面，大国在开展网络行动尤其是进攻性网络行动时对网络空间稳定的扰动也更为剧烈。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大国竞争”为由，采取激进和进攻性的网络空间战略，推动了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网络空间稳定状态。
二、引发网络空间军事化和军备竞赛
特朗普政府积极践行“网络威慑”战略，不断加大对进攻性网络力量建设的投入，并通过将网络作战力量融入其他军种的联合作战行动之中来推进网络力量的实战化，使得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面临更多挑战。而且，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为网络军事行动赋权和“松绑”，并在《国防部网络战略》中提出了“前置防御”的作战理念，不仅赋予美军在其身处的世界任何地方展开网络行动的权力，而且要求美军在各种威胁发生之前就采取行动排除安全隐患。
在美国“以实力求和平”理念指引下，网络空间难以避免地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各国为了维护自身网络安全，以及在网络空间中谋求发展的基本权利，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以加强自身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从而在客观上激化了网络空间军备竞赛。
三、加剧网络空间大国竞争和冲突
特朗普政府网络空间战略的一大特色就是突出“大国竞争”对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的威胁，并以此作为加强联邦网络系统安全与进攻性网络能力建设的出发点。随着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等安全机构在网络空间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在处理网络空间大国关系时也普遍从安全视角出发，以“泛安全化”的思维指导其政策行动和选择。例如，在所谓“黑客干预大选”事件中，美国没有寻求通过外交对话来解决问题，而是公开指责俄罗斯政府是事件背后的主使，并且开展了多轮的外交制裁、经济惩罚，包括关闭俄罗斯在美国的领事机构、驱逐外交官、制裁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及其领导人等。这一事件表明，特朗普政府已经不再寻求通过对话来解决网络冲突问题，而是不计后果地实施惩罚措施，其结果必然是激化大国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冲突。
四、迟滞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
特朗普政府激进化和进攻性的网络空间战略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空间的无政府状态，而其对多边机制的不信任和工具化态度更是令全球治理进程受到阻滞。特朗普政府不仅不愿意投入政治资源和财政资源来推动建设国际治理机制，而且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为落实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工具，并抵制不能为美国带来实质利益的治理主张和治理机制。
例如，2017年6月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因为美国代表坚持在共识文件中加入可通过经济制裁、军事行动等手段回应网络攻击的文字表述而宣告失败。2018年11月，美国代表团拒绝在互联网治理论坛达成的《网络空间信任和安全巴黎倡议》上签字。此外，特朗普政府对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伦敦进程”也不屑一顾，不仅在政治上不积极参与，而且从资金方面也弱化了对该机制的支持。显然，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网络治理规则没有兴趣，而是倾向于通过双边关系来达成新的网络安全合作协议，甚至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加强此类合作，如《2017年美国—以色列网络安全提升法案》《2017年乌克兰网络安全合作法案》。
美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上的后撤不仅使联合国框架下的各项治理机制陷入困境，而且还增加了国际社会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等具体问题上的合作阻力，从而迟滞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
结 语
经过近四年的部署和构建，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已趋于成熟，其任内通过机构重组和政策调整，将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聚焦于国内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以及进攻性网络能力建设，并以此作为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挑战和国内网络安全短板的主要路径。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原则和大国竞争话语影响下构建的网络空间战略，带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和排他性特点，这不仅加剧了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的紧张气氛，而且客观上加大了建立网络空间共同秩序的难度。同时，特朗普政府激进化的网络空间战略理念和进攻性的网络安全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不稳定状态，其对国际治理机制的不信任和工具化态度也阻滞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网络治理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106）的阶段性成果】
蔡翠红 王天禅
我国面临哪些安全威胁？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步增多，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
个别海上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
一些陆地领土争端也依然存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也对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和长远发展，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近年来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良好势头，但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东突”“藏独”分裂势力危害严重，特别是“东突”暴力恐怖活动威胁升级，反华势力图谋制造“颜色革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更多挑战。
扩展资料：
第六十八届联合国大会第四次评审并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根据中国提出的修改意见，这份决议首次写入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内容。面对网络恐怖主义，各国应携手打击，决不能让互联网成为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
信息时代，网络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国家政治、军事、外交以及众多关系国计民生领域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科技进步让人类享受文明进步的果实时，也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新手段和新方法。
恐怖组织一切与网络有关的活动都可列入网络恐怖范畴
1997年，美国加州情报与安全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柏利·科林第一次提出了“网络恐怖主义”一词，认为它是网络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同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专家马克·波利特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补充，认为“网络恐怖主义是有预谋的、有政治目的的针对信息、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程序和数据的攻击活动，由次国家集团或秘密组织发动的打击非军事目标的暴力活动”。此后，网络恐怖主义的定义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电子圣战”“网络圣战”等提法相继出现，它们更突出了活动发起者及其目的，以区别于通常意义的网络罪犯和黑客。
尽管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一样，恐怖组织一切与网络有关的活动都可列入网络恐怖范畴，包括恐怖宣传、招募人员、传授暴恐技术、筹措资金、组织和策划恐怖袭击、实施网络攻击和破坏等，都应视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
网络空间匿名、庞杂的特性使恐怖分子更易藏匿其中，边界和距离的“终结”，理论上能让恐怖分子在任何地方实施行动。每个芯片都是潜在的武器，每台电脑都可能成为有效的作战单元。恐怖组织编织起一张复杂的网，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即使组织的大部分被破坏，他们也能独立完成行动。一次网上攻击的发生通常没有任何明显征兆，而且很难判断攻击的真正发源地。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结合处成为恐怖分子最好的突破口和进攻点。
与恐怖分子相关的网站数量增长迅速，遍布全球，内容令人毛骨悚然
在恐怖分子看来，互联网是发动心理战和宣传战的“天然战场”。“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曾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人心的媒体战中”。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2008年报告称，“基地”组织已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及全球的多层面网络宣传网，从制作到传播都有严格程序。它主要依靠四大媒体中心开展网上宣传，即“队伍”（属“伊拉克伊斯兰国家”）、“云彩”（属“基地”组织司令部）、“媒体委员会”（属马格里布地区“基地”组织）和“圣战之音”（属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些机构制作的宣传品种类繁多，包括记录恐怖袭击全过程的录像并附带图示、声效、标语、字幕和动画等；还有各种网络杂志、实时新闻、文章、白皮书甚至诗歌等。宣传品上传互联网前，通常要送到所谓的“交换所”核验，同时确保信息实时更新。以色列海法大学传播学教授加布里埃尔·威曼统计，1998年与恐怖分子相关的网站有12个，如今已增至近1万个。2011年俄罗斯境内极端主义网站达7500家；东南亚地区以印尼、马来语为主宣扬极端思想的网站和论坛增长快速，“印尼解放党”“天堂圣战”等网站声势浩大。
互联网成了恐怖分子交流和传授“技艺”的绝佳场所，也成为新生恐怖分子首选的“课堂”。一个名为“利剑”的“基地”网站每月虽然只开放两次，内容却令人毛骨悚然——恐怖分子公然讨论绑架和杀害人质的技巧。该网站还提供了其他一些教程，比如沙林毒气、汽车炸弹以及各种爆炸物的杀伤力和使用方法等。有专家利用网络搜索技术了解这些网站的现状时发现，2008年已有5亿个恐怖分子网页和帖子，其中讨论简易爆炸装置的就有数万个。
恐怖组织利用网络大量收集各国政府信息，网络敛财向智能化发展
开放的网络也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网上内容包罗万象，恐怖分子既能获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信息，也可掌握武器制造、黑客技术等。“9·11”事件前，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能协调委员会、环保局以及疾病防控中心等机构的官网上包含大量有关美核武清单、间谍卫星、核武器生产工厂分布、紧急情况处理以及化学设备安全等方面的档案材料。在阿富汗发现的“基地”组织电脑中，就存有如何利用美国通信、电力、水力分布网的指示和计划信息，以及一些水坝的详细构造图。2008年印度孟买爆炸案中，恐怖分子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和谷歌地图掌握目标地形，利用黑莓手机实时了解政府的应对部署。
此外，恐怖组织的网络敛财已摆脱原始的汇兑募捐方式，朝智能方向发展。例如通过进入他人电脑，窃取银行卡、信用卡密码，盗取钱财。号称“网络007”的网络恐怖主义领袖特苏里曾盗取过3.7万张信用卡，总额达350万美元。又如幕后操纵网上赌球、博彩业，每年恐怖分子利用网上博彩洗钱、筹资达数亿美元。恐怖组织还打着“慈善”幌子骗取钱财，如利用与“基地”及塔利班联系密切的“全球救援基金会”、打着人道救援旗号的非政府组织网站等。
恐怖组织的网上活动有了新的手法，呈现新的特点
首先，脸谱等新媒体的普及掀起新一轮网络恐怖潮。
有专家指出，社交媒体成了恐怖分子的“战略工具”，使恐怖分子可以直接“敲开”目标受众的大门，而无须等待访客上门。各大圣战论坛号召开展“脸谱入侵”行动，“推特恐怖”“优图恐怖”等屡见不鲜。2013年9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恐怖袭击事件的制造者就对袭击事件进行了“推特直播”。
其次，催生大量“本土恐怖”。“基地”等恐怖组织的“网上轰炸”开始把年轻人，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人作为新鲜对象。
全球伊斯兰极端思想网络“At-tibyan出版”主要负责向西方国家宣传，它刊登的《服务及参与“圣战”的39种方式》一文在网上非常流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亦针对英国等欧洲国家。视频中一位20岁的英国学生到叙利亚旅游后加入该组织，声称“工作不多，薪水不错，包吃包住”。借用这些招数，恐怖组织成功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感召”了大量“白人穆斯林”并使他们化身为“圣战斗士”。“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前头目安瓦尔·奥拉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血洗肯尼亚购物主义的疑犯“白寡妇”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美国华盛顿智库两党政策中心担心，“美国面临的最大恐怖威胁不再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山区，而是来自于美国国内滋生的本土恐怖分子”。欧盟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马尔姆斯特伦称，已有1200多名欧洲人前往战乱地区参与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若日后重返欧洲，势必构成威胁。今年5月2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实施枪击的，就是一名从叙利亚战场返回的法国人。
第三，“独狼”式恐怖分子激增，网络技术已成“独狼”赖以生存的血液。
2013年2月，美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总裁杰弗里·西蒙在《“独狼”式恐怖主义：了解它日益增长的威胁》一书中指出，科技进步，尤其是网络技术革命助长“独狼”式恐怖主义，人类即将面临第五次“恐怖浪潮”，即“科技恐怖浪潮”。“独狼”无须现身就可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等工具获取各地信息，甚至直接实施网络恐袭。“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就专门制作、出版英文网络杂志《激励》，煽动西方极端分子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20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中杀害13名美军士兵的陆军心理医生尼达尔·哈桑、2013年4月在波士顿马拉松现场制造恐怖袭击的察尔纳耶夫兄弟都是受“圣战”思潮洗礼的“独狼”。
第四，恐怖分子开始从利用网络转向攻击网络，激进分子、黑客、恐怖分子之间的界线趋于模糊。
网络上出售攻击程序、系统漏洞和用户信息的黑市遍布全球，甚至还可通过掮客牵线“买凶”，实施网络攻击的门槛大大降低。此外，激进分子、黑客、恐怖分子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不排除未来出现三者“合流”的可能。如名声赫赫的黑客组织“叙利亚电子军”，越来越多地插手国际国内事务，影响恶劣。2013年4月23日，该组织盗取美联社官方推特账号，谎称“白宫发生两起爆炸，奥巴马受伤”，美股市应声大幅波动，损失约2000亿美元。
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
人民网—中国面临网络安全威胁 网络成为大国新的争夺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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